因此，人们在适用道德理由时，会结合具体的行为环境，判断在该行为环境下，该道德理由是否适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并且还需要与其他同样适用于该行为环境的道德理由进行平衡。
但较为常见的实践权威是制度性权威。[48] 四、拉兹：基于社会形式的权威 （一）两种实践理性 拉兹与菲尼斯一样，也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去论证权威问题。
[57] 拉兹的权威理论主要由三个命题构成：1，依赖性命题(the dependence thesis)：所有的权威指令都应该基于独立适用于受指令者的理由以及在指令覆盖的范围内与他们的行动有关的各种因素之上。只要权威根据实践理性的性质和基本善的清单而行动，它就可以主张服从的权威。这三个特点是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重要区别。[52]例如P是x去做∮的理由，R是不做∮的理由，P和R就存在冲突，需要对它们的分量进行平衡。沃尔夫的道德自主的概念主要来自康德。
[71] 因此，服从法律通常有两个来源：要么来自于道德，要么是自于审慎的考虑。相反，法治与实践理性一样，虽然有其内在的、值得珍视的品质，但相对于道德而言，它们是工具性的、道德上中立的，本身不是一种道德品质，就像锋利不是一种道德品质一样。（一）文化的概念以及三种文化观 谈"法治文化"，必须首先谈"文化"，离开"文化"谈"法治文化"就不能抓住它的要义。
为什么把法律设施看成是法治文化的结构组成？因为法律设施是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已经搞了一年多了，而且交给全社会讨论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司法解释，它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从词源意义上来理解文化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比如说，围绕每一部立法所产生的激烈的辩论，都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制度一种高度的认识，因为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出来，就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所以说依法维权、依法维稳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一切观念都要建立在理解、认识和知识的基础上。为什么要讲三种文化观呢？与今天法治文化建设有关系。
一、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种法治观 虽然我们讲"法治"已经很多年了，但对于"法治"是什么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摘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将推进法律文化、法治文化的研究。我们既应该高度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也要高度重视对公民观念的塑造和提高。大概在法治发展初期，一般的国家从法律的实证主义观点来讲是强调形式法治观的，法律一定要得到严格的执行，不要管法律是好的是坏的，人们并不追问这个问题。
发表看法固然不错，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但有些人把十六字方针列入形式法治观的范畴，是关于形式法治观的一个中国表述。如果继续这个习俗，那么很多相爱的人可能不能结婚，终身不能厮守。有些学者对这些问题做过一些论证。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上面说什么人们就做什么，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每一个问题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里面都有多元化的表达学者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在研究过程中保持活力。
所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且是必要的。本文想对此谈以下几点认识，就教于方家。
美国司法既是美国政治的重要部分，也保持自身相对于行政、议会的独立性。这两大积弊深刻地反映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例如我们每天都关注的新闻，其中诸如扶老人、捐款等问题最终都会被归为道德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同样对法官的解构，并不影响对法治的信仰，任何个人都无法代表法治，即使大法官也不可以。从法学角度视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而其中所关涉的一个深层命题，即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切不可将法治的希望维系在个人身上，而应该倾注于制度。第二，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仍需从学理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之所以会有今日"二化"的局面，既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现实因素的影响，例如部分法官在审判案件时，会被有关单位或领导关照"要讲政治"，所谓政治亦即对权力的影射。按照此观点，对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成果能否被当局所接纳，也就无需再忧虑了，这是社会职业分工的不同。
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所以，在日常的研究工作中，我们需要清晰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不被功利所蒙蔽，方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但更重要的，我们需要从实践去观察，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研究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需要从法治的各个环节去思考，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讨论政治与法律规范的关系，更要研究政治与法律运作的各个环节过程的关系。作为法律职业人，对于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我们需要高度警惕。
目前，翻译介绍美国最高法院及司法系统的书籍已有一些，但人们往往对书中大法官的奇闻轶事、成长背景等较感兴趣。在中国该现象尤为严重，案件的审判尤其受舆论的影响。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关于民主的一般命题有很多，学界对于知识的积累已有一定规模，如今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将概念和命题转化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去研究，而并非再空谈概念。司法对民意的非理性屈从会导致司法扭曲、越走越远。
我认为应当更多地关注大法官们的司法判决，研究这些司法判决对美国社会、美国政治、美国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研究判决书及附随的大法官意见书中所表达的人类智慧。由理论变为政策、由意见进入立法程序，需要反复地论证与讨论。
如《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所揭露的总统的各种龌龊行为，并不代表对政治的否定。第六，时至今日，法学界对于一些大话、空话已渐感乏味，转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既是法理学悠久的经典的命题，也是常谈常新的话题，更是一个在当下中国社会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的话题。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判决书美轮美奂，所阐释的智慧精妙绝伦，其中充斥着各种说理，反映出专业的甚至圆滑的处理社会纠纷的性情。
以民主问题为例，民主既涉及理论观念层面，更涉及具体模式问题，需要进入到民主的具体模式中进行研究。第一，之所以说"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在当下中国社会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的话题，是基于我国社会的两大积弊：其一，泛政治化。去年讨论热烈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修改，亦即所谓"常回家看看"的立法，有反对者有赞成者。老人是具有获得子女精神慰藉的道德权利的，法律则将其固化为法律权利。
只有进入模式，才会出现许多实践中的问题，学者才可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研究，或许这也是我们当前所最需要的。司法不可人格化，否则一旦个人背后的龌龊被揭露出来，很可能导致整个司法和法治的崩溃。
所以，对于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既要注重学理层面的梳理，更要注重实践层面的观察，学理研究是基础，实践研究是目的，二者不可或缺。正是独立性决定了司法系统独立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其政治地位。
以权力概念为例，权力是善还是恶，"权力乃万恶之源"的命题能否成立，这些都无法判断。目前，学界有一股病态的作风，部分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百分百转变为政策或被当局所援引，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的。
